如果说伊丽莎白·肖特代表了美国梦那非常脆弱、陈旧的一面的话，那么劳伦西亚·本姆本尼克则代表了美国梦更加坚实、更加现代的一面。然而，劳伦西亚的故事同样是一个令人伤心不已的悲剧。

警方推断

劳伦西亚·安·本姆本尼克是居住在密尔沃基的约瑟夫和弗吉尼亚·本姆本尼克夫妇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约瑟夫曾经是密尔沃基警察，但是干了三年之后离开了密尔沃基警察局，因为他看不惯局里存在的普遍的腐败。后来他成了一个木匠。劳伦西亚长大成人后想成为一个兽医，但是却由于没有相关文凭而无法实现。她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服装推销大学课程，后来打各种短工来挣钱，比如做模特和有氧运动教练。她身材很高挑，容貌漂亮又体态健美，做这些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她曾身穿线条优美的服装出现在施莉茨酿酒公司1978年的挂历上。她出现在3月份那张挂历上面，因此也就是“三月小姐”了。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有关她的种种传闻开始了。

她还持有许多强硬的女权主义观点，并且于1980年进入了密尔沃基警察学院。从一开始她就感觉到，作为男人世界中的一个女人，她经常遭受各种骚扰。正如克里斯·拉迪什在她的著作《快跑，班比，快跑》中所写道的，劳丽和当时也是新警员的朱迪·泽斯还有其他三个朋友一块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当劳丽正在女厕所的时候，朱迪被两个便衣警察逮捕了，因为她携带大麻。第二天，劳丽·本姆本尼克的教官（另外一个警察）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严加盘问。因为朱迪椅子下面的一个杯子中发现了一小截亚麻香烟，她被开除了。而劳丽则继续受到上司的严厉拷问，希望她会坦白说她吸食了毒品。劳丽拒绝坦白她没有做过的事情。看起来就是因为她是个女性，所以才受到如此不公对待。但是1980年7月25日，她以全班第六名的成绩从密尔沃基警察学院毕业，并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警徽。

她被分配到第二区，那里犯罪不是很多。她马上就被她眼前所看到的场景吓呆了：不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警察局内，到处都是贪污贿赂，警员们在执勤时喝酒、吸食毒品、和妓女口交，还虐待嫌疑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很自豪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警察，而且喜欢出去巡逻或者自己一个人出去工作。

8月25日，从密尔沃基警察学院毕业才一个月，劳丽在家中接到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警官告诉她，她被解职了。她根本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两个警官来到她的住处，缴走了她的警徽、手枪和制服。警长哈罗德·A·布莱尔那个星期总共无缘无故地解雇了三名女警察，其他两个是黑人，她们三个当时都处在见习期。警长对此作出的唯一解释是，解雇她们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警察工作”。

根据几天之后出版的《密尔沃基日报》的报道，劳丽“被指为人不诚实、提交虚假工作报告，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细节”。

几个星期之后，当她终于有机会看个人档案时，她发现朱迪·泽斯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那份文件说在那天的音乐会上劳丽确实也吸食了大麻。朱迪承认自己在上面签了名，但她是在遭受连续多个小时的审讯之后，在他们的胁迫之下才这样做的。她们两人都对她们的被解雇提起了申诉，劳丽也原谅了朱迪，并约定两人共同采取行动。

在等候申诉结果的时候，由于急需用钱，劳丽就在日内瓦湖花花公子俱乐部做了一名女侍者。她只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星期，但是这份短期工作却进一步增强了她在外人心目中的混合形象：坚强的警察、美丽的性感尤物。就像对待伊丽莎白·肖特一样，公众心目中所看到的和她的实际生活截然相反。

美国司法部长詹姆斯·莫里森开始调查对密尔沃基警察局的种种指控，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滥用了巨额的拨款资金以及毫无根据地解雇少数族群的警员。劳丽对莫里森说，通过先雇用女警员但是马上又解雇她们，密尔沃基警察局既满足了联邦政府规定的人员指标，又得到了联邦政府为此而给警察局的种种拨款。她开始起诉密尔沃基警察局，指控它性别歧视。1980年10月，她收到了一些照片，上面是全裸男警员在一个公园中跳舞的情景。在她将这些照片交到内务处之后，她的汽车轮胎被人砍裂了，并且挡风玻璃上有一只死老鼠。而且她还不断接到有人在深夜打来的电话。或许应当注意的是，当劳丽被指控犯下谋杀罪时，联邦政府对密尔沃基警察局的调查就不了了之了，而原本她是此次调查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姆本尼克于1980年12月遇到了弗雷德·舒尔茨，当时他和克里斯廷离婚才一个月。约会大约几个星期之后，弗雷德向劳丽求婚。后来他们俩于1981年1月30日结婚。

因此，劳丽·本姆本尼克可能不是被当作一个正常的谋杀案嫌疑人来对待的，这并不难看出来，一个人是不会在一夜醒来之后就突然决定行凶的。

在本姆本尼克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劳丽·本姆本尼克因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而身陷孤立无援的境地。她看起来似乎认为警察应当符合更高的行为标准，而她的行为则让她大大吃亏。

这是不是意味着本姆本尼克是不可能有非法行为或暴力行为呢？不是的。但是我认为这使得她不大可能如此冷酷地杀死两个年幼的孩子的母亲。

克里斯廷·舒尔茨呆在自己家中，周围是一片很安全的地区，这使得她成为此种暴力犯罪对象的危险性比较低。但是她曾经觉得她好像被人跟踪了。如果她的前夫确实如她所说控制欲极强，而且，如果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她当前的男友有酒瘾，那么此种情况可能导致她与他们关系困难，这会使得她成为此种暴力犯罪牺牲品的可能性增大。

这宗谋杀案看起来似乎是毫无道理的。为什么无名罪犯要先进入作为母亲的克里斯廷的卧室，然后再去孩子们的房间中，此后又回到克里斯廷的卧室来把她杀死呢？罪犯可能担心枪声会惊醒孩子们，因此不得不先对付他们，这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本案中的情况并非如此。假设罪犯突然袭击躺在床上的克里斯廷，并威胁她说如果她叫醒他们的话，他就把他们杀了，从而迫使克里斯廷就范。接着罪犯将克里斯廷捆绑起来。那么，这之后他为什么要将克里斯廷一个人活着留在卧室，到孩子们的房间中去呢？这非常不符合逻辑，也看不出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让孩子们活着并不吵醒他们是罪犯迫使克里斯廷合作的最佳手段了，这比捆绑或用武器威胁强多了。

当罪犯离开克里斯廷的房间，据称是个运动健将的克里斯廷应当会本着母亲的本性去保护她的两个孩子。至少，她会在罪犯有机会勒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之前发出尖叫，叫醒他们。这让我怀疑现场应当还有另外一个罪犯。当其中一个罪犯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中去时，是这个罪犯在看着克里斯廷。

有人曾经推测，罪犯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醒来，并且能离罪犯足够近，最后好让孩子们肯定地说明哪个人不是罪犯。当然，在这一点上无法肯定，但这确实是对被害人被杀的奇怪过程的一种解释。用大手帕把被害人蒙住，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可能是罪犯用来误导侦查人员的一个因素。

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这个问题上。首先，看起来这不大像是抢劫，因为案发时间对罪犯来说非常危险，而且任何迹象都显示罪犯是专门针对被害人的。如果克里斯廷·舒尔茨听到什么响动，她应当会死在某个其他地方（她过去查看发出响动的那个地方），而不是在床上。甚至她可能还会给警方打电话。可以排除性犯罪的可能性，因为现场没有什么性犯罪证据，而且那个无名罪犯实际上一度离开了被害人，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中去了。

因此这不是抢劫谋杀案，也不是强奸杀人案，但是克里斯廷·舒尔茨为什么会死呢？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将她杀死的呢？

首先，要进入里面有三个人的房子中去，这是需要胆量的。这说明我们面对的罪犯是一个熟练潜入室内的人。现场没有发现什么强行闯入的痕迹，因此罪犯要么有钥匙，要么知道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屋内。如果罪犯有钥匙或者对屋子熟悉的话，那么他可能知道被害人曾是一位警官的前妻，当时还是另一位警官的女友。

他会想到她自己可能就有一把手枪。难道他是个傻瓜吗？根据这宗案件对罪犯的危险程度，以及这宗案件的作案方式来看，这个案件不会是那种女性罪犯（甚至包括强健的、女权主义的罪犯）犯下的与个人原因有关的杀人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劳丽·本姆本尼克不大符合这里的行为特征。

如果她是个冷血杀手的话，她可能只会作一点不同表示，以摆脱嫌疑，而不会冒毁坏她与丈夫之间关系的风险。

如果要说劳丽·本姆本尼克是出于贪婪这一动机而杀人的话，那么她的此种贪婪可能早就影响了她与丈夫弗雷德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听到某些证人说，他们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恩爱非常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开始貌合神离了：因为他对失去了房子极端不快，或者他们的金钱困境几乎毁了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与世界上无数没有善终的浪漫爱情不同，本姆本尼克和弗雷德·舒尔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是弗雷德这方对婚姻失败的回弹反应。

那么，如果克里斯廷·舒尔茨不是劳丽·本姆本尼克杀的话，凶手又会是谁呢？像这种因个人恩怨而发生的谋杀案，凶手可能会是一个很容易被警方认定为嫌疑人的人，而凶手自己也应当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肯定会努力给自己找好案发时不可能出现在现场的证明。

事件的结局

劳丽·本姆本尼克的故事并没有随着她被审判、被定罪、被监禁而终结。1983年，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维持了有罪判决。四个月之后，她和弗雷德申请离婚，于1984年6月被正式准予离婚。在审判过程中，弗雷德对她很支持，并且为她准备了辩护基金。但是在上诉法院作出判决之后，他则说他开始相信她确实就是凶手。

本姆本尼克连续几年都努力争取案件重开审判，但是都没有成功。同时，她继续激发着公众的激情。据称有几个男子被她冲昏了头脑，或说被她的外在形象冲昏了头脑。其中一个人甚至还雇了一个已经坐牢的杀手向警方“坦白”克里斯廷是他杀的，好让劳丽·本姆本尼克能够离开监狱。但是当控诉人员拒绝给予他豁免时，他也就没有“坦白”了。

她的名声也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只要人们对她感兴趣，就会不断有人来研究她的案件。研究她这个案件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埃拉·罗宾斯的密尔沃基私人侦探，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调查克里斯廷谋杀案。在罗宾斯和本姆本尼克因案件调查的开支问题而关系破裂之前，罗宾斯发现了许多可能证明本姆本尼克无罪的证据，后来律师们就曾利用这些证据来为她争取新的审判。

1990年7月15日，她的故事进入了新阶段：她从监狱洗衣房的一个小窗户爬出来，和她同囚室的另一个囚犯的弟弟、她的英俊的男朋友多米尼克·古戈里亚托一起逃亡。她可能是想通过逃离监狱来获得一种正常的生活，同时这一举动也让她轰动一时。打电话到威斯康星州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中的人里，有72%的人说，如果他们知道她在那里的话，他们是不会报告警方或者将她送回警察机关的。对她的案件的报道，包括那句口号“快跑，班比，快跑”，迅速扩大到威斯康星州之外的很多地方。

这对情侣到达加拿大的雷湾市三个月之后就被捕了，原因是“美国最大通缉犯”节目播出后，她在当地一家餐馆做女服务员的行踪被人举报了。

有趣的是，本姆本尼克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向加拿大政府申请难民资格，她说她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她无罪的情况下还不能重新获得审判。在支持本姆本尼克的力量和美国及加拿大当局之间发生了几次法律交锋之后（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查），本姆本尼克最后被遣返回了密尔沃基。

本姆本尼克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内容包括多个证人的口供，他们说职业罪犯弗里德里克·霍伦博格曾告诉他们，是弗雷德·舒尔茨给了他一万美元让他去杀死克里斯廷的。霍伦博格后来收回了他以前说过的话，之后不久就在1991年的一次未遂抢劫及绑架事件中自杀了。

律师们还得到了两个法医病理学家的专家证言，他们说那把让本姆本尼克背上罪名的手枪的枪口和被害人身上的枪口印不一致，因此那支枪不可能是杀人凶器。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代表政府的律师出示了一位著名的枪伤专家作出的与前一种意见相反的结论。但是至少可以说，此种往来交锋证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面对霍伦博格原来的说法、手枪问题上的争议以及辩方提出的其他证据，再加上对自己有利的证人因为时日已久之故都已经去世了，地区检察官不得不准备和本姆本尼克达成交易。劳丽也害怕新审判可能会来得太迟。她想陪伴年迈的父母，于是她就同意了。

1992年12月，警方取消了她以前被定的罪，同时她对警方提出的二级谋杀指控不提异议。这样，根据她已经在狱中服刑的时间，她获得了假释。最近一些年，她几近破产，诉讼缠身，而且还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患上了丙型肝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想采访她，但是她回绝了。我对她的做法表示理解。不论是被人看作有罪还是无辜，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处在这个案件的阴影以及这个案件所创造的她在公众眼中形象的影响之下。我们这里用多年以前她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来结尾。当时，她最后说道：“我已经厌倦了做劳丽·本姆本尼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