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史：从留里克到尼古拉二世》按时间线索，讲述了俄国上起留里克王朝，下至罗曼诺夫王朝的千年历史，呈现了俄国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横跨欧亚两洲大国的进程，大量引用罕见的俄国古代编年纪事等一手文献资料，生动地复现出一系列重大事件与古代生活的诸多方面。作者米歇尔·埃莱尔是俄裔法籍历史学家、记者、作家，俄国史和俄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本书是其十余年创作的成果，全景式展示出俄国丰富而伟大的历史。

伊戈尔远征记

哦，罗斯大地！你已远在山丘之外。

179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的一组手稿收藏中，发现了一首未曾闻名的史诗手抄本，叫作《伊戈尔远征记》。罗斯古物著名的爱好者和收藏家阿·穆辛—普希金将其购入囊中。1800年，这首诗歌发表。1812年，手稿在莫斯科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因此，刊印本就成了手稿存在的唯一证据。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发现这份手稿之后，20世纪初又发现了一份抄本；但后者与初次印刷的版本略有不同。对《伊戈尔远征记》进行的古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即第二份手稿不早于16世纪，换言之，它和原稿相隔三百多年。

2800字的诗歌成为无数研究的对象（有800多部关于它的著作），有各种各样的评注本和注释本，为此进行的论战也相当激烈。对文本和论点的研究同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伊戈尔远征记》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神秘。首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说说“物理”方面的原因：不存在原本，古罗斯文献中也完全没有与之相似的文本。伊戈尔 · 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反抗波洛韦茨人的战斗史好似平原中间的一座山峰傲然孤立。基辅罗斯的文献颇为丰富，有编年史、圣徒生平、宣道词、演讲稿、朝圣者的叙述。但无论从表现力、形象的丰富性、象征、隐喻，还是个体与所述事件之间的关系来看，没有哪篇文本相类于《伊戈尔远征记》。或许，就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这样的作品都已消失在那个年代的大火之中。但有些人则提出一种假设，认为《伊戈尔远征记》并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是1185年至1186年战事结束之后立马写下来的。

现在仍有三个观点无法调和： 《伊戈尔远征记》是12世纪的里程碑作品；此为赝本，写作时间或许应为17世纪；该文本写于13世纪至15世纪之间。研究者对诗歌的撰写时间和作者的出生地说法不一。无数评注者对作家所用的词语和概念的意义争论不休。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起源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假设。不过，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首诗歌是出于爱国情怀写就的，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其受众是罗斯各王公。但关于联合起来究竟要对抗哪个敌人，争论又起。《伊戈尔远征记》在宗教上的含混不清也让人困惑不解：身为基督徒的作者使用了无数异教的形象和象征，还求助于各色偶像，而此时的罗斯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已是东正教的天下。《伊戈尔远征记》的捍卫者认为当时“双重信仰”仍然通行，民众中间的偶像崇拜始终都很活跃。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首诗是如何受民众欢迎，又是如何流布的，而且，民众无疑也不会去阅读如此艰深的文本。

《伊戈尔远征记》的捍卫者发现了其真实性的证据，他们认为该文本讲述的伊戈尔反抗波洛韦茨人的战斗和另一篇文本《顿河彼岸战记》相像得不可思议，有时连用词都很接近，后者叙述的是1380年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反抗鞑靼人的战斗。讲述莫斯科在库里科沃（丘鹬田）击败马麦一事的《顿河彼岸战记》传到我们手上的只有寥寥数本，根本没有流行度。大量研究者坚信《顿河彼岸战记》的作者受到了《伊戈尔远征记》的启发。不过，也可以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反过来受到了《顿河彼岸战记》的启发。这样的话，除了《伊戈尔远征记》的写作日期要变之外，其他不会有丝毫变化。

1185年伊戈尔王公对抗波洛韦茨人的战史，编年史当中也记录了。因此，历史事实本身没有疑问。在卡亚拉河畔，伊戈尔的第一次战斗获胜，但从第二次开始就被打败了。他的亲兵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后来，他逃出生天，返回基辅。剧情很简短，语言和形象并不丰富，文学修辞手法完全不见。诗歌只将无可辩驳的历史事件保留了下来，因为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容易引起争议。第一个谜团：作者为什么要将伊戈尔王公当作英雄？伊戈尔只是小公国的君主，并不突出，既不英勇，也没什么特别的美德，尤其军力并不突出。根本没法解释他为什么突然要去征服波洛韦茨人的大草原，为什么想要把以前属于他的土地特穆塔拉坎替罗斯夺回来。一小队亲兵就是他的整支军队，只有他的兄弟切尔尼戈夫王公弗谢沃洛德派兵支援了他。而且，1180年，伊戈尔还和波洛韦茨人结了盟，娶了康察克汗的女儿为妻，后来还成了康察克汗的俘虏。出征之前一年，伊戈尔曾拒绝由其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组织的对大草原游牧民远征的队伍。

可以假设《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选择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对其进行了修饰，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呈现出来，以表达自己对罗斯命运的思考和情感，这有点像是发出了一个信息。这个假设并非毫无根据：伊戈尔的战事只是一个托词，借以对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的罗斯历史进行反思，《伊戈尔远征记》里提到了四十位王公。但作者也是这个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该文本出现以来，对他的争论就没停止过。研究者对他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莫衷一是。文本所用的语言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作者是亲兵的一员，一说是伊戈尔的亲兵，一说是加利奇王公雅罗斯拉夫的亲兵，第三种说法是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亲兵。有人从中看出作者是个宫廷诗人，但究竟是哪个王公的宫廷呢？

诗歌的语言很复杂，专家便想从民间语言和民俗学，以及古希腊诗歌（荷马、欧里庇得斯），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学，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罗兰之歌》《尼伯龙人之歌》，12世纪的法兰西武功歌那里寻根究底……我们在《伊戈尔远征记》里找到了波兰语和捷克语的语汇成分。专家注意到这首赞颂伊戈尔的诗歌和乌克兰语及白俄罗斯语颇为相近。数量极多的评注者在语言的“晦涩”、难以理解的部分上栽了跟头，这些有可能是抄写者或没什么经验的编辑者所犯的错误，也有可能是因为现代语言当中缺乏与之相当的用词。此外，部分词语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任何文本中都没见过，所以仍然是个谜。

认为这篇文本写于13世纪的假设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作者“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头脑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假设可以当作解决《伊戈尔远征记》之谜的一个尝试。赞同这个理论的人认为事实上，该文本描述的并不是伊戈尔的战事，而是罗斯人和鞑靼人的第一次相遇，不是卡亚拉战役，而是卡尔卡河战役，罗斯亲兵是在这场战役中被打败的。他们还举《罗兰之歌》（摩尔人在里面取代了巴斯克人）为例，指出两者的相似性。

这个假设把《伊戈尔远征记》的情节和成文的日期推移了几十年时间，但这样做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该假设和一个观点相一致，即这首诗歌是要呼吁联合起来，以对抗波洛韦茨人或鞑靼人这样的外敌。

《伊戈尔远征记》自出版以来，也在政治领域激发了论战。对俄罗斯历史的本质、基辅罗斯文化发展的程度、罗斯文化深刻的独创性，或者相反，罗斯文化的模仿性和借用程度进行讨论的时候，也会用到这部史诗。研究者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人数已经很多，他们都否认了《伊戈尔远征记》的真实性，理由是11世纪至12世纪的罗斯还很野蛮。该文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一个事实上，即对12世纪事件的叙述所蕴含的现实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院士德米特里 · 利哈乔夫是我们时代研究《伊戈尔远征记》的顶级专家，他就说得斩钉截铁：“（……）《伊戈尔远征记》在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时代找到了其在现时代俄罗斯文化中的真正地位。如今，《伊戈尔远征记》已是第三次再生。”关于大家对伊戈尔王公的赫赫战功、对作者的呼吁所具有的极强现实性的偏爱，这位专家并不怀疑。德米特里 · 利哈乔夫在《伊戈尔远征记》印数最多的那一版所写的前言中说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一部作品”，并列举了其种种不朽的品质。他从创作史诗的那个时刻讲起：“《伊戈尔远征记》极其有力、极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恶，那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尚未统一。”但罗斯长盛不衰、获得统一的观念，某些王公也在宣扬，在整个大地上和命运共同体内统一罗斯人民的文化，使用罗斯的语言，事实上也都在做。对于《伊戈尔远征记》作者提出的这个统一观念，德米特里 · 利哈乔夫认为是“真切体现了劳动人民、全体罗斯人民的利益”。德米特里 · 利哈乔夫写道，作者是写给“封建阶级的进步人士”看的，向他们解释“必须牢牢捍卫祖国”，“用爱国立场来对封建社会的领导人进行划分”。

这位专家注意到“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失败对罗斯大地造成了悲惨的后果”，他认为《伊戈尔远征记》尽管讲述的是失败，但它仍然“极具乐观主义”。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对该文本进行了极具现代化的解读，使《伊戈尔远征记》成了爱国主义文学的模范作品。

描述伊戈尔战事的史诗作者在多大程度上要对这样的形势负责？17世纪进行创作的莎士比亚并不见得比12世纪或13世纪的这位诗人谜团更少。我们不仅会去争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是否存在，而且尤其会对他用相当晚近的语言写成的文本所蕴含的意义进行质询。有人指责他中伤可怜的理查三世、迎合都铎王朝、反犹、不敢冲撞当时的习俗，这些观点有的得到支持，有的得到反驳，但都脱不开这位剧作家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对此提供支持和反对。如果我们用抽象的表达方式，如“劳动人民的利益”或“进步主义者”，那就只能承认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对《远征记》传达的信息所做的阐释正确无误，即罗斯大地的统一是对抗“不洁者”绝对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