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般认为，日本的农民和众多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农民一样，在政治上都得到纵容。日本的农业受到高度保护，米价至少是世界其他产米国家价格的五倍。确实，日本的消费者为大部分农产品支付了过高的价格。

系统在日本乡间的运作

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对日本农业的保护，并不一定会让一般的农村人口甚至是生产者的小集团得益。农场的生产非常低效。如此低效的原因则是农村有一个“巨无霸”组织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农业活动，它的目标一直得到保护。

日本农场

这一组织通常被称为全日农协联盟（农协），它是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要是没有它，现存的秩序恐怕都没法熬到战后时期。全日农协联盟事先阻止农民可能发起的政治运动。它也有助于保证自民党国会中的多数地位不受挑战，进而使日本行政官员在执行权力时不会受到干扰。

全日农协联盟这个词可以代表所有一切，却不能代表“日本农业”。它指的是由农业合作社及其子公司、姊妹组织和专业协会所构成的中央联合会。这些组织合在一起，通常被认为是代表了日本630万农民的施压团体。但这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说明误用术语会让人们误会日本机构的角色。农协中利益集团固有的潜在反对因素并非消失了，而是这些因素从来就不曾存在。

即使全日农协联盟中有依靠政府补贴的非营利机构，但与这个团体最好的对比是企业联盟（通过交叉股权以及相互持股的方式绑定在一起的组织团体，见第二章的讨论）。农民为这一农业企业联盟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被控制的市场。他们在其中少有选择，只能让自己用它的服务，这些服务涵盖从生产营销、提供种子和肥料，一直到银行、保险乃至婚礼庆典等方面。

全日农协联盟也可以被看作农业官僚机构的“附属器官”。同时，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帮助自民党政客当选。这个行动显然超出了它的法定任务，因为作为一个受政府补贴组织，全日农协联盟应该是无党派的。

控制村民

要理解农协究竟为系统做了些什么，我们就必须先要考虑到日本中央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向来是多么有限。几个世纪以来，在谈及维持内部秩序时，日本的村庄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德川幕府的“联合控制体制”只不过是一纸文书。尽管地区之间有差异，但在很多地方，通过村庄自治所形成的政治模式形成了有效的屏障，村庄借着这个屏障便可以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威。

德川幕府

为了打破这一屏障，明治政府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的组织，但却从来都没有完全成功过。东京也试图通过当地的地主来灌输爱国心，他们自己依靠村庄对他们的服从，从中获利。另外，战前强势无比的内务省可以通过剥夺民众必需品，比如拒绝修理因台风而损坏的河堤，从而对那些冥顽不灵的村民施加惩罚。

即便如此，村庄的传统在很多地方仍在延续，滋生出独立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世纪初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政府控制住，而地主也成为控制农业人口的另外一条渠道。但是，最晚到1924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农场加入了本地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继而组成了大约200个联盟。

乡村的顽抗最终在1943年彻底结束，所有的合作社都被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县级联盟也被解散。帝国农会（或农业会）的创立，一部分原因就是将尽可能多的组织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战争做好准备；村庄已经无法自主选择是否加入联盟了。

在当代日本，东京政府通过执法人员对农村社区施加的控制仍然十分脆弱。在村庄中执勤两到三年的警察和当地居民一起喝酒，在参加仪式庆典时，他们也坐在贵宾席；对村民来说，他们虽说是重要信息和建议的来源，但终究还是外人。建筑业与工业提供了另一套重要工具，但是日本乡间为系统，特别是为自民党的服务最为有效的机构，事实上是从战时体制继承而来的农业合作社。

日本村庄

中央化的帝国农会为战后的农协系统提供了基础。它的办公室、设备和雇员，以及大部分功能作用，完全是在美国占领军的鼓励下产生的，表面看来是由全新的组织接管的。由于几乎所有的日本农民都依赖于它的服务，所以战后体制几乎完全继承了这个组织。对农协同样重要的，是农业保护主义壁垒，而这一点成为日本与美国政府争论的主要焦点。基于这个原因，日本的“过度保护的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农协系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受到商界以及通商产业省官员的攻击，因为商界和官员们极力希望避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不过系统内反对农协的人并未公开地分析背后的真正问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专家就指出，农协不能被认为是农民的代表。县级协会表现得像是中央农协机构的承包商一样。同时，组织高层想要推动的利益，有时也在中央和当地农协“分会”之间造成相当大的摩擦。[插图]与农民的利益相比，农协以及农林水产省的共同利益是农业自由化更大的障碍。

一个共生集团

农协组织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角色定位成农林水产省的一个“下属机构”，它必须找到生存的方法。总体来说，农民本身对束缚着他们的系统有着矛盾的心情，特别是当政府计划没能将农业推向现代化，农协对此难辞其咎。几乎没有哪个日本农民可以靠农业维持生计。超过五分之四的农业家庭有来自其他工作的额外收入——通常是在临近村庄的小工厂、货运公司或是其他服务行业中打工。

超过85%的家庭，兼职工作的收入超过了农场农产品的收入。但是，由于全国农协中央会（“全中”更为人知）这个农协联盟的总部，每年在官员讨论大米价格被人为抬高的问题时都会大声疾呼，日本人连同外国人就会产生这种印象，日本农民很强势，可以让政府言听计从。事实上，真正的权力属于农协和农林水产省。在与大藏省打交道时，任何其他的省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如此有保障的势力作为后盾。农林水产省的预算提案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任何一家商业机构能不遵守由全中指导和协调的规则。

政府为几乎所有的大米收成支付货款，这些钱直接进入农林中央金库，继而“像血液一样在农协的各个机构中流转，为每个部门提供养分”。金库通过县级的信用农业联合会（农协的信用联盟）将政府的大米货款转到为销售做出贡献的各个家庭的储蓄账户中。这种自动转账意味着农协银行组织的成本只是一般商业银行成本的零头。

大米

同一笔钱在农协的企业家庭中来回流通，通过信用机构向农村人口发放贷款，并用于支付各种服务费用。中央农协银行留存了几乎一半的款项用于外部投资。如果农协成员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活动，那么总部便可以自动地从所有的储蓄账户中扣除该活动的款项。这样，在国内外大量宣传农协的好处便成为可能，我们还没提到在农协指导下的、针对大藏省和自民党的仪式化请愿活动，其规模是任何其他团体都无法企及的。

遍布全国各乡镇村庄，一万多个当地农协机构购买农产品（大米除外），并在更高层次的农协贸易公司中进行销售。除此以外，它们向农村人口销售农业劳作所需的一切以及许多其他物品。考虑到储蓄账户已经掌控在农协手中，其总量代表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垄断市场模型。这些下属机构也提供健康与福利设施、信用、仓储、指导和建议。其中最有趣的一个业务是“互助”业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业务。

最初建立保险相关法律时，美国占领军一开始坚持将农协的保险业务置于大藏省的监管之下。但是，农业官员令人信服地争辩说，农协无意开展真正的保险系统，它们只是开发一个让日本农民在困难时期能互帮互助的系统。

让财政官员以及保险公司始料未及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农协“互助”业务名下的资产可能超过4.9万亿日元——这要比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寿险公司“日本生命”所拥有的总资产还要多得多，其资产是日本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所拥有资产的五倍。

每个草根阶层的农协单位都是一个保险销售点。由于这一业务和其他那些在中央组织的业务一样，都被划归为非营利组织一类，所以农协不像“商业”公司，它既可以销售寿险也可以销售财产险。总而言之，或许没有哪个日本工业联盟能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