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59年，英法联军登陆大沽口，试图逼迫清朝换约。这一次，清廷没有选择屈膝投降，而是集中优势火炮，猛击侵略者。英法联军猝不及防，当场被打死数百人，多艘舰船被击沉、击伤。

然而清军的英勇抵抗，非但没有遏制敌人的侵略气焰，反而使其大为恼怒。1860年8月，英国和法国纠集起2万多人的大军，向天津大沽口大举袭来。而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大沽口在短时间内沦陷。守将僧格林沁不敢恋战，遂带领1.7万守军撤出了大沽口以及天津。

大沽口战役虽然失利，但僧格林沁并没有灰心丧气。在他看来，英法联军所凭依的，不过是船坚炮利，未必精通陆战。而如今京师勤王大军云集，集结了大约3.4万军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精锐的蒙古马队。

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正是蒙古精骑的用武之地。英法联军虽然有2万之兵，其中大部分都是水兵以及后勤兵力，能够用于机动的陆军不过6千多人，清军对于英法联军至少有5:1的优势。只要运用好骑兵，英法联军也不难歼灭。

对于京师保卫战，咸丰皇帝同样很有信心，他传旨于僧格林沁：

“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 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法联军临阵作战，都是将骑兵放置在两翼，步兵则以从低到高三种站姿排成三列纵队，以步枪瞄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排队枪毙”战。

咸丰和他的幕僚认为，相比于正面迎敌，不如采用奇正之法，利用人数优势不断迂回、骚扰敌人，将敌人的锐气消磨掉。而在此之前，主力部队不得妄动。

不得不说，满清朝廷并非没有能人，这个策略扬长避短，可以打满分。

然而可悲的是，有勇无谋的僧格林沁没有照章办理。在他看来，自己的军队拥有绝对优势，机动性也在敌人之上，何必玩这些弯弯绕绕的，他就是要一把梭哈，就是要一鼓作气冲垮对手。

按照僧格林沁的规划，先击破位于左翼的法军，然后再包抄敌后，一口气吃掉全部对手。

9月21日，英法联军兵分三路，向八里桥进发。僧格林沁排出半径达5公里的庞大队形，在对面严阵以待。随后僧格林沁挥动令旗，命蒙古精骑向法军雅曼部所在的阵地发动猛冲。

数千名蒙古骑兵手持弯刀、弓箭以及火绳枪，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喊杀声、马蹄之声震耳欲聋，让人胆寒。

面对如此阵势，法军一开始还是有点害怕。毕竟当时还没有发明机枪，燧发枪和散弹炮无法将对面骑兵全部歼灭。一旦形成白刃战，伤亡是无法避免的。

然而当蒙古骑兵冲到距离法军军阵只有四五十米远的位置时，法军却松了一口气。原来蒙古骑兵没有选择冲入法军纵队进行肉搏，而是在阵前绕了一圈，向法军开枪、射箭。然而在热兵器时代，骑兵与远程武器根本就八字不合。在马上射击，是不可能射准的，在四五十米远的位置，根本打不死几个，杀伤力远远不如在原地放排枪。可以说，清军的战术正中法军下怀。

法军的火力如同天崩地裂一般，子弹、炮弹向雨点一样飞向蒙古骑兵群，清军连人带马被打死一大片。然而清军并不怯懦，而是不顾伤亡，反复向前冲锋。但在密集的弹雨之中，英勇起不到任何作用。

僧格林沁见自己的“左勾拳”无法奏效，于是命令骑兵进行了一个大迂回，去袭击格兰特爵士所带领的英国军队。但是法军都如此难对付，何况战斗力更强的英国红衫军。英军不慌不忙地摆出专门对付骑兵的空心阵，这种阵型没有任何死角，任何方向都能施射。蒙古骑兵被密集的弹雨打得死伤累累。

就在蒙古骑兵与英军鏖战之时，法军开始向八里桥发动攻击，在猛烈的炮火之下，八里桥守将胜保被弹片所伤，跌下了马。他手下的4千绿营兵见主将受伤，立即如鸟兽般散去。

而就在此时，英军也开始了反击。英国女王龙骑兵团和锡克骑兵团开始发动反击。面对这些骑着高头大马，手持锋利马刀的近代骑兵，蒙古骑兵仍使用成吉思汗时代的“曼古歹战术”。也就是一边跑，一面向后射箭。然而这样的战术早就过时了。

英国骑兵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骑墙”，三步两步就追上了清军。印度锡克骑兵只消长矛一挺，就有一个蒙古骑兵倒地。僧格林沁这才发现，清军简直是全方位地落后，别说枪战、炮战了，即使是白刃战，清军也不是洋人的对手。

僧格林沁见敌军从四面八方杀来，很快便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他怯懦地丢下部队，乘坐骡车仓皇而逃。就这样，八里桥战役大局已定。

此战之中，清军光战死者就超过3000多人，加上受伤者达到伤亡；而英军和法军加起来，仅战死5人，总伤亡才51人。同时，英法联军还缴获了大量火炮，弓箭以及上千把火绳枪。对于这些无用的“垃圾”，英法联军选择付之一炬。

八里桥之战后，清军精锐丧尽，京师大门洞开。仓皇间，咸丰皇帝逃向了热河，不久后，北京沦入敌手。这是自清朝建立以来，首都的第一次沦陷。

咸丰不甘心失败，他传檄全国，号召各地勤王大军杀向京城。他的圣旨很快便传到了南方，递交到湘军主将——曾国藩的手中。

二、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时，偌大的南中国激战正酣，曾国藩的12万湘军正与数十万太平军进行着血腥的战争。

随着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毁灭，清军在江南的正规军——八旗军与绿营军已然失去了战斗力。因此清军在南方的主力部队，主要是地方团练性质的湘军以及淮军。相比于早已腐朽的清朝正规军，湘军的战斗力远在其之上。

曾国藩自诩为忠臣孝子，“北上勤王”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真当咸丰的飞书传到湘军祁门大营时，曾国藩却犹豫了。

这是为何？此时的湘军正与太平军进行着战略决战，湘军包围了天京唯一的屏障——安庆城。只要攻占了安庆，天京将变得孤立无援，完全暴露在清军的炮口之下；只要攻占安庆，就该是采摘天京这枚诱人果实的时候了。

经过数月的围城战，安庆城的粮食早就吃尽了，城中军民已经在啃树皮和草根，不用多少时间，安庆必然破城。然而就在这时，咸丰的求援信却到了。

在信中，咸丰指名道姓，要求曾国藩以湘军头号猛将鲍超为主将，调3000精兵，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昼夜兼程，克日赴京”。

1860年10月的一天深夜，驻守于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信。咸丰命令曾国藩，立即调集3000精兵，以猛将鲍超为主将，“兼程前进，克日赴京。”

看着“克日赴京”这几个字，曾国藩恐怕是五味杂陈的。虽然整体态势对清军极其有利，但在其他战场，太平军正在发动猛烈反击。刘秀成绝对不是傻子，他深知丢失安庆的利害，太平军是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为解安庆之围，李秀成发动了第二次西征，连克苏浙皖的数十座城池，其兵锋距离曾国藩所在的祁门不过数十里之遥。李秀成的锋锐之盛，让曾国藩重新回想起当年被石达开逼得投湖自杀的情景。因此曾国藩在自己的大帐之上悬挂了一把利剑。若太平军攻了进来，他便可横剑自杀，以免遭受被俘的耻辱。

拯救皇上，是忠臣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旦抽出精兵北上勤王，此前所取得的战绩恐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危险。因此曾国藩写信给湘军诸将，希望他们能一同拿主意。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立即回信：虽然太平军势如破竹，但“勤王”一事事关重大，不可推诿。

最终，曾国藩下定决心，还是发兵京师。但是临近发兵，曾国藩又犹豫了。

首先，曾国藩必须考虑，派出这3000兵马是否有用。英法联军不同于太平军，可不好对付。湘军作战，主要以“结硬寨，打呆仗”为主。

说白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不与太平军野战，而是在关键位置挖战壕、修筑营垒，切断太平军的财源和兵源，最终将太平军扼杀掉。这种战术之所以奏效，无非因为太平军火力不足，缺乏攻坚装备，面对坚固的营垒和战壕无可奈何。

但面对英法联军则不然，湘军千里驰援，必然疲惫不堪，同时必然要与英法联军展开湘军最不愿意打的野战。面对英法联军猛烈的火炮，湘军的那些所谓工事不过如同纸糊一般，起不到任何作用。湘军虽然也有火器，但依然以落后的火绳枪以及大刀长矛为主，怎抵得过英法联军的枪炮。

其次，打不赢是一方面，咸丰求援信中的四个字，更激发了曾国藩的反感。而这四个字便是“胜保带领。”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此人才能平庸、作战无能，屡战屡败，曾被太平军戏称为“败保”。然而此人嫉贤妒能，特别嫉恨作为汉人的曾国藩，因此胜保时常弹劾曾国藩，还经常与湘军争功。对此，胡林翼曾大骂胜保

“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之流，“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

曾国藩很清楚，胜保之所以屡战屡败而不被撤换，是因为其旗人的身份。胜保，就是咸丰掺入江南诸军的沙子，以防汉人军队造反。

如今将鲍超的3000精兵归入胜保门下，难保其不生奸志。肉包子打狗，岂有返回的道理。胜保必然会吞并这些兵丁。因此胡林翼恨恨地说：

若是鲍超北上，宁愿让他隶属别人，也绝不归于胜保。

曾国藩虽然以“纯臣”自命，但实际已经是半个军阀。军队是他的命根子，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岂能轻易让与他人。鲍超骁勇过人，他所率领的“霆营”是湘军的尖刀。没有尖刀，何以击破太平军？

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对于曾国藩来说，自己势力的门户私计，远远超过了保卫京师、驱逐侵略者的公心。作为一个老练的官僚，曾国藩自然知道不能硬顶咸丰的命令，但他却懂得如何打太极，让咸丰吃软钉子。

三、

曾国藩坐镇南方，没少与洋人打交道。他敏锐地意识到，洋人与前朝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不同，他们并不想取朝廷的天下；英国、法国与沙俄不同，对中国的领土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英、法无非求财而已，他们不可能在京师久住，清廷的统治也不可能就此结束。

有了这个前提，曾国藩便可放心大胆地与咸丰打太极。首先，曾国藩表现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忠诚模样：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

然而曾国藩话锋一转：

“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

曾国藩说，鲍超虽然骁勇，但有勇无谋，士兵们未必乐于听从，而且饷银粮草也不好解决。因此曾国藩建议，不如从自己以及胡林翼之间挑选一人北上，这样才妥当。

曾国藩不愧为曾国藩，当时没有电报，更没有电话，信息传递只能依靠快马。而从祁门到热河，即使依靠快马、驿站也需要十多天才能往返。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咸丰9月29日发送的旨意，半个月后才到曾国藩的手里。又过了十天，曾国藩才发出回信，请求不派鲍超而由胡林翼带兵北上。而咸丰即使接到奏报、批准他们的要求，又要花十余天的时间才能将命令发送到曾国藩手中。而曾国藩也至少需要准备两个多月才能动身。等他们赶到北京，也就将近半年了，还能起到什么解救危急的作用呢？

收到曾国藩的信，咸丰自然五味杂陈，他明知曾国藩在推诿，但却挑不出毛病，毕竟曾国藩可是自告奋勇要来勤王的。

不出曾国藩所料，英法联军果然是来求财的，侵略者们在京师抢掠了一番，并且焚烧了圆明园。无奈之下，清廷被迫求和，与英法联军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英法联军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果然如约退军了。这样一来，湘军就没有必要再北上了。

不久后，清廷发来旨意“鲍超一军，毋庸前来。”仅仅三天后，朝廷又发一旨“曾国藩、胡林翼均毋庸来京”。

就这样，曾国藩便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剿灭太平军的战斗之中。经过数月的围城，安庆于1861年7月告破，对于城中的军民，曾国藩丝毫没有选择留情。城中余下的万余军民，全部被曾国藩屠杀，随后湘军将财产、金帛、女子抢掠一空。曾经繁华的安庆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1861年7月，安庆终于告破。曾国藩不愿对付外敌，在屠杀同胞方面却丝毫不手软。城中一万多军民，全部被曾国藩所屠杀，整个城池化为一片废墟。

英法与清廷签订合约后，立即改变了其“中立”的假面具，开始全力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利用英法援助的洋枪洋炮，李鸿章的淮军得以建立。不仅如此，英法还赤膊上阵，派兵帮助清军。在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常州、杭州、苏州陆续失守。

1864年，湘军利用地道战术，炸塌了天京的城墙，湘军官兵一拥而入，天京终于告破。随后湘军在天京展开了惊人的劫掠和屠杀。不久后，江面上出现了大量满载金银以及美女的帆船，向着湖南的方向驶去。

曾国藩虽号“军事家”，但在针对洋人的战斗中却毫无建树，完全不能和左宗棠相比。曾国藩虽然给清朝续了几十年的命，但却拯救不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依然在洋人的强取豪夺之下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以及脱胎于湘军的淮军，在与外国人的作战中一胜难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曾国藩的写照，他不是什么圣人，他不过只是善于谋身。热衷于屠杀人民的屠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