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落地推进，低碳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越发受到关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低碳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高0.5个百分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据测算，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高0.5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30多万吨标准煤的能耗，“大约是11万北京人一年的用能消耗。”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伴随着技术创新、新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谈到如何深化“一微克”行动时，贺克斌表示，在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效的同时，找准更多的监管减排对象。“我个人认为，在资源有效利用上，还有潜力可挖。”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谈清洁能源：

风、光利用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举措

新京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北京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高约0.5个百分点，这个数据相当于怎样一个规模？

贺克斌：这个数据看起来好像特别小，但你要知道，这是在我们能耗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以总量基数来乘以0.5%，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总量，这样算下来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据测算，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高0.5个百分点，实际相当于30多万吨标准煤的能耗被转换成了清洁能源，更具体地说，大约相当于11万北京人一年的用能消耗。

2023年全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北京市今年提出0.5个百分点的增幅是高于全国的。在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0.5个百分点的提高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需要伴随着技术创新、新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京报：前不久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碳中和目标下的风光技术展望》报告显示，我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可开发潜力大。目前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什么现状？如何让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

贺克斌：“双碳”目标下，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举措。从全国来看，目前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呈现出一个从装机技术到产业链整体都在高速和大规模发展的态势，推动了电力系统清洁化、低碳化的转变，预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以风、光发电为首的新能源装机容量中，并网风电装机会达到430吉瓦（GW），并网太阳能发电可达到560吉瓦，占整个可再生能源全国装机容量的比重超过了1/3；与2010年也就是与13年前比提升了32倍。

中国在推动风、光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近几年，风、光技术的大型化、轻量化发展越来越快，逐步提升了风、光的利用率，可以说我国风、光能源的产业链已经全球领先，为全世界的新能源发展带来了信心。

2023年5月25日，2023中关村论坛在北京举行。北京新能源智能汽车、第三代半导体等众多创新成果亮相展会。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现在我国发电量的80%靠化石能源，到2060年要努力实现“二八对调”，即80%以上是非化石能源，尤其是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有分析称，中国到2060年用电相比现在会提高一倍，意味着未来40年中国要再造一个新的电网，但这个电网消纳的电源结构是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虽然目前我们的风、光装机容量已占到总量的1/3，但它们的发电量还远没到这么高。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仍面临着许多系统性挑战，包括灵活高效安全可控的电力系统、制氢储能的配套设施、生态友好型的更新能源技术，以及更精细化的气象预报系统等。

我们在报告里也提出开展“风光+”，来平衡风、光的波动性。比如风光热一体化、风光+交通、风光+农业、风光+治沙等，以需求侧来调动风、光的有效利用。比如现在都在讲的虚拟电厂，它会创建出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供电体系，实现供能用能储能一体化。有了虚拟电厂，电动汽车车主也可以往外卖电，当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较高水平，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电价进行调节，就像现在调节油价一样。如果电价每个小时都在变，就会引导电动车主在风、光资源不足的时候向外卖电。这不只是一个设想，国家电网已经在北京做了两年试验，据统计，一个车主通过这种方式一年可能赚到4000元。所以，这也是解决风、光等新能源波动的一个非常大的方面。

谈“双碳”目标：

实现有约束的碳达峰的核心突破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京报：我国承诺2030年率先实现“碳达峰”，现在还有6年的时间，目前看来，“碳达峰”目标面临着哪些挑战？

贺克斌：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实现碳达峰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内在需求。我国的“双碳”目标有三个战略意义，第一个战略意义是国际履约；第二个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或叫作产业竞争；第三个就是改善环境质量。

从达峰的角度来讲，像欧美国家的自然达峰是无压力达峰，但我们现在规定了时间，接下来还要中和，所以我们的达峰是有约束的达峰。如果我们也是自然达峰，那不仅后面的中和会有问题，未来也会对形成产业竞争的能力带来影响。所以目前碳达峰的主要挑战是既要达峰，又要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支撑点的体系，它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是老的体制改造和新的产业结构形成之间的衔接是有矛盾的；二是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全完成，工业规模、城镇人口规模还处在增量阶段，在增量的基础上又要求达到有约束的峰值，技术难度会有所提高。

因此我认为，最核心的突破点是以科技创新引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以“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国家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双控转变，北京市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布局电机、电池、电控、车规级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产业链等。

2023年6月18日，福建宁德，一汽车总装车间，工人们正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上开展作业。李南轩 摄/IC photo

新京报：1月22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在北京启动，这个市场的启动意味着什么？

贺克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碳市场的主市场，交易的产品的“碳配额”。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在2021年7月16日启动，碳排放企业会按排放量来扩展，排放量大的企业会优先安排较早履约。目前还只是在几大行业里进行实操，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是发电行业，未来会按规划逐渐扩展到建材、化工、石化、钢铁等行业。

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是项目一级的，不是行业一级的，所以这两者是一主一辅的关系，它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交易的产品是“核准减排量”，将来在碳市场里可以形成相互抵消的机制，降低企业的履约成本，带动新技术研发和准入市场的速度加快。这个市场需要形成全国领先、与国际接轨的自愿交易标准，北京绿交所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出台的标准可以更适合北京产业发展，以便北京传统领域“迭代”、新兴业态“抢滩”、未来产业“占先”。

谈“蓝天保卫战”：

2060年北京PM2.5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是可以做到的

新京报：去年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32微克/平方米，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次优水平。经过多年的治理，蓝天现在已不再稀缺，那我们还用坚持“蓝天保卫战”吗？

贺克斌：你所说的蓝天不再稀缺了，是从肉眼可见的角度来讲北京蓝天越来越多了，虽然偶尔还是会有能见度差的天气，但老百姓好像没那么着急了。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即“蓝天保卫战”是一个具象的说法，它的实际内涵是包括大气在内的环境保护。我们经常讲“不忘初心”，“蓝天保卫战”的初心，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健康。2013年，整个华北地区PM2.5（细颗粒物）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大家讨论最多的，首先是对人健康的影响，其次才是能见度。

2023年6月4日，北京朝阳公园，天气晴朗，蓝天白云，绿意盎然，市民坐船畅游在湖面上。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空气污染是全球最大的环境健康危险因素，在全球疾病负担中排第四。虽然蓝天多了，但我们衡量空气质量的数据是PM2.5浓度，现阶段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是PM2.5日均值35微克/立方米，北京市在2021年达到33微克/立方米，2022年是30微克/立方米，去年达到了32微克/立方米，基本上稳定在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以下。

但需要注意的是，2012年我们是在空气污染较为严重时选择了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只是“低水准的国际接轨”。按照世卫组织的推荐标准，35微克/立方米是最低的入门标准，接下来还有20微克/立方米、15微克/立方米、10微克/立方米、5微克/立方米，一共5个层级。

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细颗粒物浓度还要持续保持往下走。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老人与青壮年相比，受污染的健康反应会更大，从经济角度来算，今天多花一块钱治污，未来就少花10块钱治病，这个账也是合算的。

北京市PM2.5从2013年的89微克/立方米，降到去年的32微克/立方米。在碳中和目标下，我们分析过，到2060年北京PM2.5数值降到世卫组织推荐值10微克/立方米以下，是完全能做到的。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一微克”行动。“一微克”行动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的一项长期任务。北京市经过多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可以说只剩下一些“硬骨头”了，接下来要继续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取得成效，应该怎么做？

贺克斌：我认为，“一微克”行动是一个精神，强调的是“真抓实干，精打细算”。首先，我们要巩固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效。其次，要找准更多的监管减排对象。我个人认为，在资源的有效利用上还有潜力可挖。

第一，在节约能源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上下功夫。第二，从北京的绿色交通体系挖潜，通过优化交通出行结构、货物运输结构、车辆能源结构等工作，逐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提升。第三，京津冀“联防联控”可以成为“联发联控”。北京细颗粒物显著减少，主要是三个因素在起作用：北京减排、周边减排和气象因素。气象因素是不可控的，随着北京减排的潜力越来越小，相对来讲，周边减排的贡献比例就会越来越高。我认为，下一步要将发展和减排联合在一起，推动京津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赢”。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陈静 校对 卢茜